三明一寺庙里办养老院 今年获82万元补助2024-07-01

　　这种养老模式最大的吸引力：老人在物质层面的平等和精神层面的富足。现在吉祥寺的床位已不够用了。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普法法师建议大力引导宗教界融入社会参与兴办养老事业。

　　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琅口镇镇头村村北的红山山顶，吉祥寺像被一艘绿海包围的白色小舟。

　　它已经在闽西北的山区中孤独地漂流了17年。这座藏于深山的佛教寺庙因面向社会免费收住老人，从默默无闻变成福建佛教界的明星寺院。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吉祥寺可以高枕无忧。除了面对持续的经济压力，这家佛教养老院还面对着义工不足、社会公共服务接受意愿不高等问题。

　　“这事关吉祥寺养老院发展的可持续性。好事怎么做好，这是个问题。”沙县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局长曹凌说。

　　佛教界也希望复制吉祥寺的模式。然而，从2009年到2014年，佛教界一直呼吁的相关配套优惠政策，至今没有出台。

　　有点失聪的毛玉妹（音）走路速度和失明的陈庆国一样慢她已经81岁，两个月前被女儿送到沙县吉祥寺佛教养老院（下称吉祥寺养老院）时，右脚踝肿胀着。

　　她已经记不清这肿胀的来由，或许这也不重要了，因为这没有影响她每天从宿舍到大殿往返两次的决心。二十多米的路，她要走上十分钟，边走边捻动佛珠。

　　吃素念佛的习惯是21年前养成的，那时她已经被养子遗弃。毛玉妹和丈夫生育了三女一子。在儿子夭折那年，笃信“养儿防老”的他们抱养了一个男婴。当时也是这个山村家庭最困难的时候，穷得连米都买不起。

　　若干年后，这对老夫妻帮助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养子娶妻生子，却没有换来应得的反哺。丈夫去世后不久，养子不再认毛玉妹这个养母。

　　赡养的重任落到三个女儿身上。和沙县67%的劳动人口一样，她们都外出经营沙县小吃，毛玉妹只能用“有心无力”形容她们的轮流赡养计划。

　　直到毛玉珠一个亲戚带来吉祥寺收住困难老人的消息，这个多年无解的问题才算有了合适的答案。

　　和这里其他67个老人一样，毛玉妹也过着每天早上五点跟着僧人上早课，六点半进早斋的生活。从上午九点，老人们要依次念佛、进午斋、上晚课、药石、暮鼓，直到晚上八点熄灯。

　　同样因弟弟外出经营沙县小吃而无人照顾的陈庆国不仅适应了这样的生活，还变得越来越胖。从周一到周日，每天的食谱都在微调，基本是干饭、面食、蔬菜和豆制品。2014年8月16日被弟弟送到养老院，入住不到两年，67岁的陈庆国体重增重了不少。

　　他不能跟着僧人上早晚课，日子过得却不单调，每次走出庙门都像一场刺激的探险。四岁因病失明之后，陈庆国和这个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渠道就是一根拐杖。

　　这根拐杖帮他看清了吉祥寺：正中的千佛宝殿、左右两栋三层高的养老宿舍楼、被两尊菩萨像连接的巨大广场、2007年寺庙扩建之前的老庙。这就是吉祥寺的全部。义工们把吉祥寺比作一个家。

　　只要养老院院长能清法师外出，这个家就像缺了家长。能清把这68个老人称为她的“老宝贝、老孩子”。2016年2月的一个傍晚，能清从外省化缘回到吉祥寺，刚走到养老院客堂，就被一个老阿婆一把抱在怀里，“师父，我想你了。”

　　这一幕被一家图片社的摄影师拍下，成为证明养老院里“家长和老孩子”融洽关系的有力证据。

　　客堂的大门上挂着一副对联，“清池皓月照禅心，翠竹黄花皆佛性”，横批“山水真如”。吉祥寺的由来，其实还有一段故事。

　　江西云居山真如寺是虚云和尚圆寂的道场，他被视为近代“一身而系五宗法脉”的高僧大德。1999年，虚云的弟子照禅法师在福建沙县琅口镇创建吉祥寺，当年即收住周边18位老人。吉祥寺养老院副院长邓海燕介绍，第一批收住的老人多为无人赡养者。

　　照禅法师创办吉祥寺的初衷颇具戏剧色彩。能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上世纪九十年代，照禅患骨癌，医生宣告无法继续医治，让他回寺庙准备后事。照禅被病痛折磨得颇为难受，遂在病床上对佛发大愿，如能康复就收养100个无人照料的老人。

　　据传奇迹终于出现，照禅康复了，于是他开始先找愿意收住老人的寺庙。他找到两所寺庙，但都失败了。因为老人入住后，这两所寺庙的僧人觉得如果老人在寺庙里离世会很不吉利。

　　沙县统战部副部长罗莉回忆，无奈的照禅向时任沙县统战部部长陈家禄求助，陈把他带到琅口镇镇头村。村北的红山上有一座荒废的寺庙，这里就是现在的吉祥寺。

　　1999年，能清收到师父照禅的求助信，请她到吉祥寺帮助筹建养老院。能清带着积攒下的12万元只身赶赴吉祥寺。钱财被用来修缮坍塌的庙宇和维持众僧的生计。

　　自此，吉祥寺养老院开始常年免费收住老人。因照禅身体虚弱，加之他不懂当地方言，能清成为养老院的实际当家师父。

　　能清说，1999年至今养老院共收住两百多位老人。这些年她见惯了老人们的悲欢故事，也见惯了死亡。“在吉祥寺，往生（佛教用语，指死亡）一般很平静，老人家是带着尊严走的。”

　　邓海燕说，一入吉祥寺，万般世俗皆成空，“佛门视生命平等，来了大家吃的住的都一样，每天必须完成的功课也都一样，不会因为你家庭条件好就吃住比其他人好，也不会因为你当过官你就不用做功课”。

　　为了让老人走得有尊严，能清也在小心维持着佛门与世俗的界限。2000年，一个将要往生的106岁老人在弥留之际提出最后一个要求：想吃一顿炒田螺。荤食在吉祥寺是被禁止的，能清无论如何不允许破戒，但老人最后一个愿望同样无法拒绝。

　　她让弟子去后山的小溪里捡来一盘田螺大小的鹅卵石，在铁锅里炒得叮当作响。“听见了吗，我在给你做炒田螺。”能清对躺在床上已经无法动弹的老人喊。“听见了，我等着。”老人回答说。

　　能清把切成小段的豆干喂给老人，“你要的炒田螺，好吃吗？”老人点点头，闭上的眼睛没再睁开。

　　2007年，能清到广东化缘时结识一位香港施主，得到一笔总数大约300万元的善款，这也是吉祥寺历史上数额最大的善款。吉祥寺用这笔钱新建两栋三层的老人宿舍，加上老庙的宿舍，吉祥寺有了120个床位。

　　这家寺院收住的老人越来越多，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它被当地媒体称为国内首家面向社会的免费佛教养老院。

　　2009年8月20日，吉祥寺受到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的表彰，获得“全省宗教界服务社会，服务海西先进集体”称号。

　　这座藏于深山的寺庙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频繁的来访者让邓海燕有些反感，“你们要是真想对吉祥寺好，就让老人和师父过平静的生活。”

　　能清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除了化缘和主持养老院的工作，她还要抽出时间外出考察各地慕名而来的有入住意愿者的情况。

　　沙县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局长曹凌对吉祥寺养老院因名声大带来的压力感受得真真切切，“做得好了大家都知道，做得不好了大家知道得更快。”

　　曹凌介绍，宗教界开办养老机构面对的对象基本是本教人员和信众，像吉祥寺这样面对社会开放的模式，在三明确实无先例可循，“不敢说全国首家，只能说可能外面也有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沙县的相关领导也注意到吉祥寺日渐高涨的名气，特意嘱咐曹凌要对养老院多加照顾。

　　养老院的安全问题一直让曹凌倍感压力。他担心养老院出事，以至于每周都要偷偷跑到养老院检查一番，“好在坚持了这么多年，吉祥寺的操作还比较规范”。

　　因为吉祥寺坚持不收费，为了避免因入住老人发生意外与吉祥寺产生纠纷，民宗局要求吉祥寺与每个老人的子女签订一份免责入院协议。该协议规定，免费入院，但老人须无传染病，入住自由，离院自由；入住期间，老人须吃斋念佛，不适应可以走；入住期间，若老人发生人身意外或生病，责任不在养老院，约定由其监护人出资治疗，寺院酌情提供部分治疗费用。为了以防万一，养老院还是设了一个医务室，加上沙县公立医院定期到养老院巡诊，因此医疗这方面有基本的保障，但是大病还要靠监护人出资治疗。“老人家行动不便，磕了碰了，算谁的？谁来治？”曹凌认为，签入院协议是对吉祥寺最好的保护。

　　在沙县统战部副部长罗莉看来，吉祥寺养老院像一场各界参与的社会实验，很多偶然因素促成了吉祥寺的成功。

　　首先是吉祥寺和镇头村之间的良性互动。镇头村村委会主任冯鸿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99年能清修缮完破败的寺院，钱财几乎耗尽，众僧连每天的饭食都成问题。

　　能清到镇头村化缘，当时的村干部没有任何迟疑就发动全村村民，很快拿出了解决方案。他们决定全村12个小组每组轮流供养吉祥寺一个月，每月提供米面。镇头村的供养计划保持了一年多，帮助吉祥寺渡过了最初的难关。

　　当时的镇头村村干部还做出一个在今天看来仍然颇具胆识的决定：将吉祥寺及周边的150多亩村集体土地无偿划拨给吉祥寺使用。为避免日后引起纠纷，村里把这个决定落实到纸面上，盖了三四个公章。

　　冯鸿祯说，这些年虽然偶有村民主张收回这片林地的使用权，但吉祥寺给村民发了青苗补偿费，双方一直相安无事。

　　财务压力缓解后的吉祥寺也在回报镇头村。冯鸿祯上任后，吉祥寺每年给村里情况困难的老人发放3000元左右的现金。为避嫌，每年冯鸿祯都让僧人自己去老人家里发钱。

　　社会力量也没有排斥这家寺庙养老院。罗莉说，她还在沙县工商联合会任职时就经常向企业家推介吉祥寺，“可以打包票地说，很少有拒绝的。”包括吉祥寺2007年新建工程一位捐赠最多的香港施主，在与沙县统战部沟通后几乎没有犹豫就为吉祥寺提供了善款。

　　这场实验得以延续可能也要归功于主管部门的包容。沙县民政局救灾救济与慈善福利股工作人员黄裕椿说，虽然吉祥寺养老院从1999年就开始收住老人，直到2015年1月21日才取得民政部门颁发的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换句话说，吉祥寺养老院无证运营的历史长达15年。

　　黄裕椿记得，当年吉祥寺的僧人带着申报材料找到他时，他犯了难，“沙县还没有具备申办民办养老机构的资质，面对寺庙养老，当地还没有先例。”他跑到三明市民政局请示意见，得到的回答很爽快，“只要条件符合规定，就给吉祥寺办。”

　　“它已经客观存在了，你总不能把它灭掉吧。政府总体是支持的，认可吉祥寺这种模式。”曹凌说。

　　这并不是吉祥寺第一次申报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曹凌说，早在2002年前后，吉祥寺就曾向民政部门申报，但当时它的各项条件还不成熟，一直没能通过审核。

　　黄裕椿介绍，按照2013年开始实施的《福建省非营利性民办养老机构省级专项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吉祥寺有120张床位，一次性获得120万元开办费补助。从2015年开始，吉祥寺按年均入住人数获得每张床位每年2000元的补助。2016年年初，吉祥寺因此获得了82万元补助。

　　曹凌觉得，政府补助缓解了吉祥寺的经济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家佛教养老院从此能一帆风顺，“我感觉他们能力有限，固定的护工太少，号称有400个护法（义工），但绝大多数是流动性的，有空才去，养老院的专职人员只有十几人”。

　　沙县民宗局正在设想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解决吉祥寺养老院发展模式的可持续问题。曹凌说，佛门戒律繁多，义工也要遵守基本的佛教守则，比如吃素，这实际上让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选择面变得十分狭小。

　　即便如此，这一切也不能阻止寺庙养老的吸引力。罗莉认为，这种养老模式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入住老人在物质层面的平等和精神层面的富足，“现在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吉祥寺的床位都快不够用了”。

　　佛教界也意识到寺庙养老的前景。早在2009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普法法师就提交了《大力引导宗教界融入社会参与兴办养老事业》的提案：“积极参与兴办养老公益事业，建设以老人赡养为主的专业养老机构，使老有所养、老有所学、病有所医、死有所安。”

　　2012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玉佛寺方丈觉醒法师提出了一个鼓励宗教界参与社会养老的提案。玉佛寺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提案稿显示，觉醒提出“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给予宗教团体创办养老院以优惠和保障”。

　　这些提案引起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关注。三明市宗教事务系统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4年9月，国家宗教事务局在青岛召开宗教界从事养老服务情况座谈会，邀请了全国二十多家开设养老服务的宗教机构代表参加，其中包括吉祥寺，“但是会开完一年多了，也没见有什么下文。”

　　这个会议召开时，陈庆国入住吉祥寺养老院还不到一个月。那年春节，他弟弟来接他回家过年。他不想回家，六十多岁的弟弟哭了。陈庆国对弟弟说，“以后你们也老了，我还能回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