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先楚抓经济：随手能画资源分布图工农业数据脱口而出！三明重工业

　　1967年12月上旬，给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吹风打招呼，要他分出精力实际主持福建省委领导工作，担任省委处，在不耽误战备的情况下，把福建经济提上来。

　　韩先楚想了又想，认为不便受领这个任务。因为他戎马40年，一直在，不熟悉地方工作，对经济建设更是一窍不通，如何能承担一省的全面工作呢？

　　他考虑再三，还是打电话找到周总理，列出了自己的许多缺点，恳请周总理另外找人。周总理说：“这是决定的。福建面对台（湾）、彭（湖）、金（门）、马（祖），不能出问题，只有你韩先楚能搞得定。”

　　周总理的话指明了大局，赋予了韩先楚重大责任，这表明了和毛对他是高度信任的。

　　韩先楚决定顾全大局，担当起这艰难的使命。1968年8月，福建省革委会成立，韩先楚被任命为主任、省的核心小组组长。他下定决心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福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工作上，立足自力更生，争取投资，积极寻求外援， 促进经济发展。他发誓：“脱几层皮，改变福建面貌。”

　　当时，我军一直在准备，海峡两岸都在备战。在福建军民，主要是在干部中流传着一种说法: 一旦打起仗来，福建就会遭到战争破坏，坛坛罐罐就被打烂。因此，现在不会给福建立什么项目，不会投入太大，还是维持现状好。省工作会议也反映出这些思想认识和疑虑。

　　福建前线究竟要不要搞经济建设，能不能发展经济，韩先楚认为是可以的。他有他的想法，他从战略视角，尤其是从军事战略角度思考一些问题。

　　在1969年12月12日至1971年8月2日，韩先楚在省革委会领导小组会、省委办公会、省工作会议、省工业会议、省校读书班等重要场合反复强调：“战前要建设，要充分准备。打起仗来也要建设，要继续不断地建设。抗战的时候太行山也搞建设。内战的时候延安也搞建设。在朝鲜打仗，我们还造枪造炮。福建前线为什么不能建设！？把我们当边 疆、前线，这是老框框。”

　　他还指岀：“有的说马尾造船厂靠敌岛边、闽江口不合适，这是没有具体分析，老观点。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前方和后方有个辩证关系。打起仗来，上海、大连、青岛、天津、武汉都靠得住吗？马尾这里条件这么好，要打好基础，向前发展。”

　　他进一步分析说：“福建建成什么样子呢？一个吃饭的问题，一个穿衣的问题，一个基础工业，一个工作母机，这 几大项要列上，要解决。

　　为了寻求、的支持，他向、及一些部委领导打电话，阐述他的想法，争取得到投资和项目支持。省里若有部门领导去北京开会，他也不放过机会，嘱咐并向上推荐他们去转述他的想法，企望得到实际支持。

　　1970年11月2日，计划委员会调研组59人分三路来福建。韩先楚亲自向他们汇报情况，并列出了一份项目清单。对福建经济建设是积极大力支持。1970年至1973年4年间，给福建共投入约15亿元。全国立项新建三座维尼纶化纤厂，福建获得了永安万吨级维尼纶厂项目。

　　1971年4月3日，在福建省委第二次全委会上，韩先楚发言解剖自己说：“我历来做工作，地方工作根本没有做过，不是做地方工作的人才。理论水平不高，懂得很少，重于实际，避免不了有点经验的东西，带的我是有一套，带地方则没有什么经验。”

　　他还说：“我这个人不会讲些恭维的话，不会在背后搞什么名堂的。有时候有的事情摆在面孔上，对同级、对下级急躁时会发点脾气。主观性也强，有时候也有片面性，人也 比较固执一些，坚持个人意见多一点，但只要你把道理讲通了，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韩先楚不仅这么说，也这么做。数学家华罗庚到福建时，韩先楚不仅热情接待，还认真听了科学家关于优选法、统筹法的讲述。华罗庚还送了他一本有关优选法、统筹法的书。对这种科普知识书，韩先楚很有兴趣。他调到不久，还 收到了华罗庚关于大庆油田推广运用优选法、统筹法取得新成绩的信函和材料。

　　韩先楚说“不能以带部队的一套办法搞地方工作”，但在具体工作方法上，他也嫁接了部队工作方法。他要秘书负责绘制一张经济地图，把福建省已探明的矿产资源、重要工业企业、大中型水库和所投资项目等都标在地图上。

　　没多久，韩先楚就能脱口而出勘探出什么矿源，何地有什么企业、水库，何地又投资新建什么项目等，并引申出相关情况和数据。再过小半年，他就能熟练地绘制出福建省资源和投资项目分布图。

　　每到一个地方，韩先楚都能对着行政区划地图，大谈该地农工业发展情况，令地方的干部啧啧称奇。

　　抓好经济建设，首先要搞好调查研究。把家底摸清楚。1969年、1970年这两年，韩先楚在省工作会议、各地区主任会议上都强调“摸家底”。要求对社队状况各县要一个队一个队摸清楚，村子、人口、土地、生产、农民所得工分、社队班子、绿化等。他特别要求“要把土地面积，种粮面积，水稻面积（含单季稻、双季稻、早稻面积），其他作物面积，产量，生产条件，措施，等等，都搞清楚”。

　　他说：“工业也是这样，要把各地区工厂、机器设备等弄清楚，家底有多少“还有矿产资源都有些什么。”他还要求福州、厦门“要专门人一个区一个区搞清楚”。

　　那几年会议特别多。他自己除了到开会，主持或参加省委、省革委必须要开的会议外，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轻车简从，深入基层实际 调查研究，很重视掌握第一手情况。他一般不要下面安排看哪里不看哪里，看什么不看什么，而是亲自走，亲眼看，亲口说，亲身知。

　　1972年4月10日15时，韩先楚在前往尤溪县调研途中，于辛田公路养护站休息，还不忘细细了解道班情况：共多少人、主要工作、工钱计算方法、日常供给等。从一个道班的情况，他推算得出：全省公路19万9千9百公里，另外还有2000公里林区公路。由社队养护的公路有2000多公里，道班1666个，维护费一年1500万元。

　　1973年4月17日下午，韩先楚去连江县视察，重点看了连江碘厂、农械厂、化肥厂、酒厂等。韩先楚说: “建厂要搞优选，规划布局要合理。酒厂共75 人，非生产人员16人。行政干部分工过细。化肥厂290人，非生产人员多，13个炊事员养8头猪。1吨氨耗12吨煤。管工业的干部要蹲在厂里，研究解决降煤耗、降低成本。”

　　韩先楚很注意“鼻子底下”，防止“灯下黑”。他只要人在福州，总要抽空去农村、工厂、街道、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一些公共设施实地视察。 从1968年秋到1973年12月，他到过福州市各区约43个（次），公社、 生产队约16个（次），企业约20个（次），机关事业单位约6个（次）。

　　他还特地多次去防洪堤、水库、渡口、火车站等公共设施，特别是去马尾港口、码头、造船厂、拆船办和福州市板房较集中的居民区，看望了三代同堂的居民。

　　那几年，省、地（市）、县领导人及其政机关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帮助基层抓好落实已形成风气，汇集成潮流。每年省工作会议结束后，各类工作组就下基层抓落实，规模最大的两次是1970年12月省工作会议之后和1971年省、地（市）、县、社四级下基层活动，涉及的各级领导及群众约达10万人。

　　韩先楚依据调查了解的情况，把抓农业的突破口确定在抓粮食生产. 确保增加粮食产量和粮食供给。他亲自指挥这场“战役”。

　　韩先楚常说：“福建省背山面海，四季常青，属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溪河纵横，坡度大、流水急，流域面积达90%以上，有利于农业灌溉，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水力资源和水产资源。如何运用好这些客观条件，大力发展农业，增加粮食产量，这是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应当时刻思索的问题。”

　　1.扩大耕地面积。在1969年至1971年召开省工作会议和专署工作会议上，他都强调围海（垦）造田问题，并听取各地区领导的汇报。他说：“扩大耕地面积，主要是在沿海，人多地少的地方。”围海（垦）造田，厦门、晋江、 莆田等地区大大小小都搞了些，厦门市湖里工业区大片土地都是围海（垦）形成的。泉州市城东围海（垦）区和海堤建设可说是当年围海垦的典范。

　　泉州城东人多地少，地瘠水缺，产量低下，人均耕地面积半亩多，水田更少。1969年，城东公社委朱赞成与革委会副主任林敏捷、分管农业的负责人林国连一起，说干就干，不到8个月的时间就围海（垦）400多亩。

　　更大的“围海造田”规划让城东人民得到更多的田地和收入。1972年8月，他们又筹备 南堤围垦工程建设，解决城东公社的缺粮问题，并制定具体落实方案。

　　市水利局也派出一批技术人员协助施工设计；省、地、市水利部门有关领导也经常亲临现场加以指导。围海（垦）方案经公社委确定之后，逐级报送省委、省革委会批准。韩先楚为此特批了八十九万元，予以财政支持。

　　城东围垦工程基本完成后，当年水稻亩产夏季收获近150公斤、秋季收获250多公斤，次年夏季收获就高达400 公斤。其后，全部海堤田每年的粮食都在不断增收。如今，城东海堤内的建设，已成为泉州市城东区的城市建设重点。

　　韩先楚到福州巡视时就发现粉干厂有20多亩荒地长期没有种植，新店公社也有许多荒芜的边角地，一些县办工厂也有类似情况。他说：“这是败家子种田，浪费土地。”他要求相关部门联合军民共同将这些边角地开发出来。

　　1969年2月18日，韩先楚到福州市郊温泉大队、龙凤大队看到新开荒出来的约27亩地，表示满意。他又去军区后勤部，要汽车团、总医院在驻地附近开荒平整土地.在福州市郊和一些山区也开垦了一些梯田。

　　据不完全统计：1969年福建省新开荒地1.8万亩，1970年扩大耕地面积14.92万亩；1971年扩大耕地面积13.28万亩。

　　2.扩大早稻面积，力争多产粮。韩先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之后，就基本形成要扩大早稻面积、力争 多产粮食的想法。韩先楚说：“福建的台风季节都是在八九月份，早稻不受台风影响，要宣传扩种早稻的好处。”

　　1970年，福建省粮食播种面积2828万多亩，比1969年还少一些，粮食总产量达114.42亿斤，实现了历史最好水平。其中，早稻总产量达 57. 7亿多斤。

　　3.提倡科学种田，保稳产高产。1969年5月3日，韩先楚到军区后勤部、省农学院巡察后，又到新店区，并请了农学院水稻专家教区、社队干部如何选种、卷秧、治虫、施肥等生产技能。

　　1970年12月4日，他在福建省工作会议上提出：“科学种田，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和增产措施。实施三改、三化，即单季改双季、串灌改轮灌、间作改连作，矮秆良种化、水稻卷秧化、合理密植化。”这是农耕制度和耕作技术的改革。

　　同时，他要求对全省约800万亩低产田和一些山区的冷水田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改良。

　　4.加强田间管理，抗自然灾害。那时，种田是“靠天吃饭”。田间管理除了中耕、施肥、防虫、灌溉、分苗、踩青等常态管理外，还要尽最大努力减少干旱或台风造成的损失。

　　由于耕作制度改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种双季稻，为了抢时间或抗旱或避台风，几乎每年7月都要展开抢收抢种。每年到这时，省革委会都要召开全省“双抢”电话会议。只要人在福建，韩先楚总是亲自 指挥“打这一仗”。

　　1970年5月12日，福州市倾盆大雨，他翘首望天空，心想农田。当雨点由大变小，由粗变细后，他乘车从马鞍山他家出发去省革委会，首先路经军区司令部警卫营。他下车到警卫营看见干部战士还在学，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对干部说：“还学什么，赶快拿锄头带蓑衣赶到田里查看秧苗有没有倒伏、冲走，田埋有没有冲坏。”

　　1973年10月，台风袭击福建。这次台风据记载是70年来最大的一次台风，随台风来袭的就是大暴雨。台风、暴雨造成了灾害。风雨刚过，韩先楚坐着吉普车到福州市水库、农田、河流、街区巡视。

　　5.积极发展土特产。福建的自然环境条件有利于发展土特产。1969年10月、12月，1970年5月，韩先楚同省革委会、福州军区机关、福建省军区领导人，支左办负责人到十几个县调查研究。

　　他走一路说一路，对农业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说主要靠发展经济、多种经营、扩大生产来解决。譬如在晋江县，他明确提出沿海地区思路没打开，还要想岀路，要学会“靠海吃海，靠山吃山”。“要根据不同条件各有特点地发展。渔区主要是渔，不搞渔去搞粮就没有区别。山区、林区要搞好小秋收。城市还要解决蔬菜供应问题。”

　　农民副业怎么搞？韩先楚一口气如数家珍地说出了20余种方式。他说，这样既能发展多种经营，又使农民有钱用。

　　1970年，韩先楚到北京开会，借机向他熟悉的一些大军区和省的主要领导人推介福建，推销福建土特产品。先是免费送一点品尝样品，如古田香烟，福州、厦门糖果；接着通过当时全国全军会议的主要场所（如京西 宾馆）小批量地推销。

　　经他的推介、 推销，福建土特产品销售取得了成效， 有到京西宾馆小卖部购买的，有直接找福州军区工作人员帮忙代购的，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福州土特产的销路问题。

　　对工业建设，韩先楚也非常重视，认为工业是一切经济工作之母，工业搞不好，农业没机械、没化肥，产量也提不上来。

　　在1970年9月18日晚的福建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上，韩先楚指出，福建工业基础很薄弱，工业产值只占全国的百分之零点五。我们不脱几层皮，下决心改变面貌是不可能的。全省有约一千家工厂、一点二万台设备，缺门多，配套能力低，产能受到很大限制，与经济发展要求矛盾很突出。”

　　“福建不会生产特殊齿轮钢、轴承钢、板材、车大梁、造船和造拖拉机用钢片；管材只能生产75无缝的；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只能生产少量的铅和提取极少量的镁。即使福州动力机床厂、福州农机厂、南平电机厂、三明和厦门工程机械厂等比较像样的机械厂，缺门也多。化学工业有约160类，能生产的约30类。塑料只能生产聚氯乙烯，还缺配套。制肥皂的硬化油脂还不会生产。”

　　1969年1月至1973年12月期间，韩先楚主持参加的省革委会研究工业问题的会议约50次，仅1970年就召开了 20次。他说要抓主要矛盾，就要抓好基础工业，抓好工作母机。

　　他提出：增产节约，提高效率，降低消耗，技术革新，综合利用；要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运输效率，大力降低能耗；要改革经营管理，彻底进行清仓查库；要大力回收废钢铁，大搞综合利用；要开展技术革新和设计革命；集中力量抓好老厂配套扩大，运用现有设备提高生产能力。

　　1970年3月29日晚，省革委会领导小组和机关两部一室研究计划问题时，谈到给8万吨焦可炼十万吨钢铁时，他说：“要搞技术革新，要降低焦比，人家500公斤10吨钢，我们六七百公斤6吨钢可不行。他还说，废钢铁要计算一下，三明钢铁厂能吃多少，尽量自己吃。现在是我们将废钢铁交给上面，上面再给我们分拨，来回运输是浪费。”

　　韩先楚还指出：“工业要搞上去，关键是煤，龙岩红炭山煤矿条件较好，11公里铁路要搞上去。今年广交会订货单，供不上的矿山设备可以进口一些。还要进口一些工作母机，进口矽钢片不如进口轧矽钢片的机器。”

　　在1970年省经济工作会议中， 韩先楚还着重强调：“各地一把手要情况明、懂工业的，管工业的要把家底搞清楚，才能决心大、方法对。一定要有计划，不能打烂仗，上半年你出一只胳膊，下半年我出一条腿。下去调查研究要听取工人意见，关心职工生活。各地区要根据不同条件各有特点地发展，没有资源就不要去搞那个不能搞的事情，都去搞钢怎么行？！工业以钢为纲首先要解决的是全省的问题。”

　　后来，韩先楚确定了福建工业的“六保”：冶金保三钢配套；民机保三重1600吨水压机配套；农机保福拖；轻工保维尼纶；化工保三化；水电保安砂、永安。交通方面强调路、桥、港口、码头建设。

　　为保证三钢等重点项目落实，韩先楚强调要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派到三明钢铁厂和马尾船厂及港口的都是部队的正军职领导干部，先后有颜红、李干、田世兴、宋顺义和于英川等。

　　根据省革委会冶金工业重点抓三钢的指示，三钢生产和今后建设会议确定了 “四五”规划。1971年7月29日，省革委会又派工作组到三明钢铁厂搞调查研究，提出了调查报告。

　　1972年，三钢提前超额完成计划，1973年第一季度又提前超额完成计划，全员劳动生产力提高，成本下降，受到冶金部表扬，冶金部确定要在三钢召开全国冶金中型企业现场会。

　　韩先楚对新事物比较敏感，很重视学先进经验。他除了整合福建自身优势，加强统一协调，提倡科技创新外，还想到了外省（市）的先进技术装备，提出进行协作，派出去、请进来。

　　1969年7月14日，他去参观农业机械试验表演时，交代生产指挥部找湖北省革委会领导人、原张体学要氧气锤、汽油化验设备和挖泥 船。

　　同年8月5日，生产指挥部派人去开封制氧机厂学。12月20日上午，韩先楚路过武汉时，湖北省答应给柴油、石油钻机、柏油，他要生产指挥部准备毛竹，派人到武汉协商。

　　1970年7月13日晚，在省领导办公会议上，韩先楚提出冶金、轻工产品等要提高质量。农机产品不过关，要派人出去学，请人进来教。他说，生产指挥部不要光抓数字，要开阔眼界，要主动出主意想办法。他还提出派人到鞍钢、武钢、上钢去学，请他们派人来教，把质量品种搞上去。

　　11月12 日，生产指挥部夏玉成一行去沈阳参观学，请求支援。辽宁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批给了200吨中板钢材，还安排了其他钢材。

　　12月23日，夏玉成一行又去南京、扬州、泰兴等地工厂参观学。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批示，支援福建一套小合成氨设备。

　　12月30日，生产指挥部胡俊卿一行到济南参观学，请求支援。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亲自交代山东支援福建，支援给福建的设备有普通车床、万能外沿磨床、万能工具磨床、空气锤、机械动力头和烟煤、焦炭、渣油等物资。

　　每次派人出去之前，韩先楚都要先同有关省主要负责人打电话沟通。他多次提岀，重工业、轻工业一些产品不行不细的，可以从上海等地请老工人、技术人员来帮助，我们也可以派人去学。

　　韩先楚还重视工业支农，提出工业转向，大力发展农业机械。1969年7月14日，他到福州市郊观看农机展示，拖拉机有适用山区、平原的不同机型，还有插秧机等。他越看兴致越高，思维也加速活跃起来。

　　他说: “要研究试制能综合利用的农机既能耕田、插秧、灌溉，又能收割、脱谷、碾米，还能粉碎饲料。插秧机不能伤秧苗根。在平原使用的马力可大一些，在山区使用的马力可小一点。”

　　1970年7月15日上午，他要求省革委会把几个地区制造拖拉机、收割机的有关人员集中起来开座谈会，研究改进技术、设计问题。

　　1969年，省革委会确定“七条线”：拖拉机、汽车、军工工业、机床、电动机和发动机、矿山设备、化肥。之后，一些地区甚至县都想搞汽车。

　　1970年5月24日，韩先楚在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你们有哪些专、县在搞汽车？精神虽然可嘉，如果大家都这样搞法，人力、物力就分散 了，既妨碍全局，也妨碍你们自己的发展。省里搞汽车是为了装备全省。龙溪搞汽车登了报，是不是有的看了榜上有名？我们要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但不能都搞汽车. 如果这样搞就有问题了。”

　　他又明确指岀：龙溪不要搞汽车，要搞拖拉机，既耕田又运输。各专、县应该把精力集中到搞小煤、小铁、小水电、 小化肥、小水泥和各种农业机械上去。县农械厂要是能让一个县的排灌设备、小型水电设备、拖拉机修理、农械制造都实现自力更生成、配套解决，就是一个大成绩。你去搞汽车就排挤这些东西。有的县好几个工厂合起来车床有几十台，就是没有好。”

　　1970年8月，一机部周建南副部长再次来福建搞调研，在福州、厦门、漳州看了一些工厂，讲了一些看法：“我过去没有到过福建，对前线体会不是那样深，看了前沿以后，认为今后考虑安排项目设备时，应适当照顾.多给一点才合理。”

　　又说：“起先我感到福建提出转轨转向很突然，经过参观，听了介绍，认为转得对，转得好，工业为农业服务指导思想很明确。”

　　韩先楚吃饭、睡觉都在操心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平时与领导及有关部门领导电话沟通不断，不放弃一切他认为可能的时机。不论是自己到北京开会，还是省革委会有关人员到北京开会办事，他都要向领导及部门汇报福建经济发展状况，提出要帮助解决的问题， 或请兄弟省市协调援助。

　　1969年2月17日，刘功（省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去北京办事，韩先楚让刘功向计委和纺织工业部汇报工作。热情接见，决心支持福建。纺织工业部部长钱之光也热情地表示支持，南平五千吨人造纤维厂照给，六百万投资也给，纺织全套设备全给。

　　当年12月7日，韩先楚到基层搞调研时，听说江苏省有成熟期短的水稻种“农垦20号”，马上派人去南京协调援助。听说在沿海地区种植芝麻潜力大，立刻派人到湖北协调解决芝麻种子。

　　韩先楚认为建桥修路，不论对前线战备还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都是必需的，意义重大，因此他抓得特别紧。

　　1967年8月12日，福建省军管会就研究建福州闽江大桥问题，并发了会议纪要。8月19 日，省革委会做出了建造闽江大桥的决定。

　　福州市依山跨水，东、西、北三面环山，闽江横穿市区入海。江北为鼓楼、台江区，江南为仓山区。长期以来，闽江南北两岸的陆上交通，全靠1949年前修建的狭窄而破烂的万寿桥。

　　拟建的闽江大桥将是闽江两岸市区之间的唯一通道，是省与桥南闽侯专区之间的唯一通道，也是福州与晋江、龙溪、厦门的主要通道。

　　福建省的核心领导小组，省、市革委会和福州军区委负责 反复研究建桥方案，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桥梁设计，省市交通部门、物资部门和承担建桥任务的福州市市政工程处干部、专业技术人员、职工等都想办法提方案，献计献策。

　　福州军区派出军区工程兵副主任杨斌任工程总指挥，工程兵副参谋长陆启东任现场指挥，工程兵部副主任邵华任工程指挥部政委，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张文参加建桥工作。

　　要建造闽江大桥不是那么容易的，困难很多。一是财力窘迫。1970 年1月至8月，全省财政收入4亿4220万元，占年度预算的71%，比上一年同期增长32%。韩先楚把省财政的13%拨给大桥建设，也才五千万元。

　　二是装备匮缺。抽沙船、打桩船、钢板栓、气锤、钻机、浮吊等要不没有，要不功能达不到。

　　三是工程技术要求高，施工队伍缺乏经验。闽江水深30米，从水面到桩底50多米。建桥工人绝大多数都没有造过大桥。

　　为了解决建桥施工中的难题，韩先楚和广大职工群策群力，团结协作。韩先楚经常到工地巡察，同工程技术人员座谈，关心施工安全、施工人员的生活保障。

　　韩先楚还“拉下老脸”，主动向武汉军区曾思玉司令员、司令员、海军政委等领导求援，借来了钢板栓、打气锤、震动打桩机、气动钻机等。海军打桩船连同技术员一起开到了福州。登陆艇运来了钢板柱、降压箱、30多吨重的海吊和一个班的潜水员。

　　建桥工程得民心顺民意，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拥护，积极支持。为了赶在洪水季节之前完成水下工程，工人们夜以继日地战斗在工地上，解决施工中碰到的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1971年6月30日，闽江大桥正式通车，福州市两千多军民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

　　1970年4月，当闽江大桥建造工程进入尾声时，福州乌龙江大桥建造工程即开始了。6月20日，省革委会印发《关于转发乌龙江大桥若干问题的纪要的通知》。

　　乌龙江水深流急，潮差很大，又是两个流向，水下地质情况非常复杂。大桥全长548米，两个桥墩之间的跨距为144米，是现代化预应力钢筋混凝土公路桥。

　　这座大桥位于乌龙江下游近海峡口处，这里是福建南北交通的咽喉。以往，车辆来往一直靠轮渡，不仅费时间不方便，而且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的需要。

　　这座大桥的建成 结束了福（州）厦（门）汽车轮渡过江的历史.对于促进福建省工农业 生产的发展，加强战备，巩固海防，都有重大的意义。

　　这座大桥的建成还得到了有关部门和兄弟省市的热情支援。有关部门派来了工程技术人员，协助设计施工。海军派来了船艇和潜水员和工人一起战斗。上海派来了技术工人帮助进行艰巨的水下作业。

　　长江航运管理局派了轮船，提前从南京运来了水下工程的重要设备。北京、上海、天津、西安等地的不少工厂为大桥建设赶制了各种器材设备。 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援对乌龙江大桥的提前建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韩先楚不仅重视闽江、乌龙江大桥，也重视福建全省境内的路桥建设。1969年春，他到基层搞调研，许多人向他反映路桥问题。2月17日，到永泰时，听说永泰至闽清只有8.5公里，永泰至尤溪只有22公里，却都没有通公路，他当即决定修建。1968年—1073年，福建省公路里程增加了六千多公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